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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革命前途 (第3/5页)
看来,革命党或许是铁板一块的造反阵营。但在知悉内情的人眼中,革命党派别之分野实际上远远要比朝廷来得更加复杂、更加诡异。两湖地区原本是黄兴、宋教仁等长江派苦心经营多年地场所,不但拥有较好的革命氛围而且还拥有不错的群众基础,除开广东以外。就是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最为看好,黄、宋等人之所以能在同盟会中成为主流派,就是源于这种基础与实力。 但武昌举事的结果让汪精卫深为震撼,拥有相对优势和先发制人时机的革命党非但没有能够短暂地取得胜利或者宣布独立,而且还把经营多年的本钱全部搭了进去。望着一批又一批被捕后被关押、被处决的革命党名单,看着两湖地区革命势力被连根拔起地结果,汪精卫深感痛心但又无能为力。 他还不能开口求情——因为皇帝早就有言在先:他对优容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准诉诸暴力,不准公开举事,武昌举事恰恰造成了中外震惊的结果,亦让皇帝有不得不痛下杀手地缘由。 作为革命同志,汪精卫对这些革命精英的遭遇极感痛心,但作为革命党的青年领袖,他对革命前途愈发关切,对革命前途和信心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革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成功的问题,倘若像武昌举事之类付出巨大代价而一无所得,那不是革命的应有之意而是中国不必要的损失。而且,经常性暴力革命的失利会带来阴影,不仅是对革命党的士气不可估量的打击,而且对民众的心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渴望安定,厌恶杀戮是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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