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革命前途 (第2/5页)

   盐商群体中，虽然也有不少人怀疑此事的来龙去脉。但自暗杀一事，钦差使团的相关举动陷入了停顿，改革盐政地言语也不再有人提起，岑春煊和载泽在天津闭门谢客，调养生息，警卫力量倒是加强了好几番。盐商们明显摸不着头脑，但既然盐政改革不必再提，也没人愿意出面充当这个不愉快的挑头者。

    不过。这仅仅只是表象而已，暗地里，在赵秉钧亲自坐镇之下，内政部最强的力量汇聚天津，开始了对相关情况的察访，而在这些力量中，又以一人最为出名，这人却是——汪精卫。

    汪精卫和陈璧君大婚后，又在京城天牢里呆了许久，除了每日的看书写字外。汪精卫本人对维新元年以来的政治实践和政策走向进行了细致的思考。他敏锐地感觉到，整个帝国的政治正向他所不熟悉地领域挺进，特别是三个贪污集团的查处，让他体会到了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力度，使得他在思想深处有了极大的触动。

    和林广宇、善耆等人想得一样，汪精卫并未对林广宇当时所说的“十年之后如无起色自动交权”一言当真。这种和平交权的可能甚至比暴力革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要低。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宣示信心与洞察力的姿态。

    如果说维新元年高层政治动荡对汪精卫的思想有潜移默化影响的话，那么武昌举事失败地结果则彻底震撼了汪精卫。武昌城中，数倍于禁卫军的新军暴起发难，原本该是猝不及防的一边倒局面，结果禁卫军不但顶了下来，而且还将渗透有革命党的新军清剿得干干净净。

    在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