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悲情诉说 (第2/5页)



    哪怕再昏庸的皇帝也不会在臣下面前说自己不想做尧舜的言语，杨度起先一阵惊愕，随即又是拜服——都说致君于尧舜，但古往今来，成舜的。就两人而已。贤明如唐太宗者。犹有征高丽之失。择储君之误，他人可想而知。

    五权宪法的另一个妙用却是君臣两人心知肚明却又不说的——皇权可以在其中扮演立案平衡手的地位。

    基于政治冲突的必然性，行政与立法、立法与司法、军权与政权肯定会有层出不穷地矛盾，以往朝廷地处理要么是和稀泥，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但在五权宪法地制衡体制下，这种矛盾的解决途径便有了程序化的方式，而不再是根据君王个人喜好和口味不同予以协调。未必高效，但绝对公平——这也是为什么五权宪法体制对真正的明君而言并不是一套理想体制的原因，因为他所希冀的克服与展望，他所拥有的见识和力量不能如愿铺陈，却要在沟通、协调甚至妥协中渡过，这就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

    林广宇对这一情景有自己地概括：“理论上讲，优秀的独裁、专制与集权能将所有的力量聚合起来通过一个点释放出来。但这对于独裁者的要求太高。他非但要拥有远胜于他人的识见与能力，而且要具有高超的手法与执行；就民主而言，总有部分力量损耗在推诿与扯皮中。但集体出现失误是小之又小的边缘属性。”

    非要用指标来衡量，那么是优秀的独裁>优秀地民主>拙劣地民主>拙劣的独裁；而用概率来衡量，则拙劣的独裁>拙劣地民主>优秀的民主>优秀的独裁。在这样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