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九章 宣威布德民大悦（十） (第5/6页)

到前世某个时期，天下都是忠臣——或者叫主人翁，只知国家需要就上山下乡、奔赴殊域。他们的确以自己的牺牲，为整个民族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过当信仰崩塌之后，正是这些人反转最大，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牺牲，认为被权贵阶级欺骗和出卖，彻底投入利己主义的窠臼。

    这正好是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后来从隋唐起强调的“在家事亲，在朝忠君”可以说是一种缓冲和折衷。不过眼下的大明更注重“孝”，而“忠”的方面有所欠缺，这就需要人为给一些动力。

    其次在于国家动员方面。

    宗族的形成以北宋为分水岭，又有两种形态。

    在先秦两汉时代，天子分封藩国形成宗族，其大宗对小宗的财产有直接控制权。这点到了明朝仍旧一样，分封的诸藩王可能因为犯罪或无子而被除国，田土收归国有。

    后世熟悉的庶民宗族却诞生在北宋之后。因为范仲淹、张载、程颐等人的推动，庶民被允许立祠堂，以便“敬宗收族”。这几乎可以算是一场**，打破了士大夫立庙的特权，也有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精神核心。

    有了这样的核心之后，庶民就从单纯依附于地主豪强，转而依附于自己的宗族。这时候的宗族就像后世的工会，看似没有主宰宗人生命、财产的权力，却又极具凝聚力。

    延续到了明代，乡官的职役制度更加明显，宗族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基层舆论上远远压过朝廷王法。

    比如募兵。在新设立的流民村落中，募兵